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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 述

 

 

二、概 

 

富州,是富宁县的原名。公元一九三七年七月前称富州县,一九三七年七月改称富宁县。她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红七军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富州人民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页页光辉的篇章。

 

百色起义唤醒了富州各组人民

 

滔滔的西洋江,清澈的普厅河,犹如两条碧绿的玉带,穿越富州的深山峡谷,在滇桂交界的罗村口交汇,浩浩荡荡向东流经广西百色市,再与西来的澄碧河汇合,组成右江。江面宽阔,水流平缓,是百色至南宁的水上枢纽。在交通闭塞的年代,她是滇桂两省(区)人民经济交往的重要纽带和交易的重要运输线。商贩们乘船逆水而上,把内地的工业品个生活日用品,从百色运到富州的剥隘等地,再把富州的土地产品运销百色。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三○年二月一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指引下,在毛泽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宏论的推动下,组织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第八军;成立左右江苏维埃政府,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百色、龙州成了滇桂边区人民的革命摇篮。

百色的春雷,震撼了沉睡的富州大地;龙州的枪声,唤醒了受苦受难的富州人民,不少有志之士纷纷奔赴右江参加革命,涌现了像李杏锦、刘家华等革命先驱。

剥隘街女学生李杏锦,为冲破封建礼教,反抗包办婚姻,毅然离家出走到广西百色孔圣庙小学,南宁女子师范班读书,曾在百色当小学教员。一九二九年十月与当地二十多名女青年一道投身革命,参加收缴右江各县反动民团武装的斗争。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后,她参加了红七军,在政治部工作。一九三○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富州县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直至红七军奉命北上,李杏锦受命跟随陈叔度(红军领导人之一),留在百色转入地下斗争。因叛徒告密,遭到敌人追捕,在转移香港途中,于镇结县(现天等县)不幸被敌人包围腹部中弹牺牲。

生长于九弄山区的农民刘家华,由于地主恶霸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弄得家破人亡。于一九三一年春,含恨走到广西德保马隘区斗劳村,经红军战士刘八介绍,参加黄庆金领导的赤卫军第三团之后,带领红军秘密进入富州,开展创建富州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在斗争实践中不断锻炼,终于成为滇桂黔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九弄劳农会领导成员,一九三五年二月不幸被敌人设计而被捕,杀害于县城西门外。

右江革命受挫后,原参加左江暴动的谢洪(又名黄文成广西龙州人),由中越边辗转进入富州,在剥隘以教书为掩护积极进行革命活动,除教学生文化知识外,还不断灌输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真理,教唱革命歌曲,宣传抵制日货,反对苛捐杂税,发动群众推到观音庙、土地庙,组织学生排演话剧《上海沙基惨案》,揭露反动派的血腥暴行,当地青年和学生深受教育。

百色和龙州起义,桂系军阀大为震惊。一九三○年三月,以重兵袭击龙州,红八军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退出龙州。红八军一纵队在袁振远、何家荣的率领下,在中越边转战数月,途径富州,各族人们冒着“通匪者斩”“带路报信者斩”的危险,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当红军进入田蓬的福录村时,群众杀猪宰羊真诚慰劳,红军也挨家挨户帮助跳水扫地,深受群众好评。红军途径板仑时,曾受地方绅士何毓南的阻拦。司令员何家荣亲自出面交涉,经耐心做工作,何毓南不但放行,还主动派人为红军带路。红军到达滇桂交界重镇剥隘时,当地居民、商贩踊跃捐款捐物,慰劳红军。红八军一纵队得以顺利进入右江地区,编入红七军。

红军是宣传队,红军是播种机。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人们结合起来,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革命思想,为富州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富州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

 

为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年三月,红七军主力在隆安重创敌人后,即转向桂黔边游记。五月一日攻占黔东南军事重镇榕江,随即回师右江,于六月初消灭桂军警卫第四团,再攻占百色、恩隆、奉仪、恩阳等县城。邓小平、雷经天、韦拔群等立即组织右江各族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并采取措施加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赤卫队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右江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一九三○年十月,红七军奉命北上,在河池集中整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除留下七、八十人枪的特务连和二十一师番号,由韦拔群同志带回右江外,其余近八千人,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的指挥下,排除左倾路线干扰,沿桂、湘、粤、赣边境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

红七军北上后,广东省委于一九三一年八月,派陈道生到右江区传达中央指示,纠正立三路线。并将二十一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改为右江革命委员会。右江独立师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中央右江特委书记),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带领部队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粉碎敌人三次“围剿”。一九三二年冬,韦拔群、陈洪涛同志先后壮烈牺牲,根据地被敌人占领。独立师副师长黄松坚和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黄举平,根据独立师党委的决定,分散到根据地外围活动,分别组成右江上游和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继续开展斗争。

在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挫折,革命斗争走向低潮的时刻,以黄松坚为书记的右江下游党委,认真总结右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毅然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跳出敌人包围圈,转移到滇桂边,建立“七村九弄”为中心的富州革命根据地。

“七村九弄”位于滇桂两省结合部,是富州县谷拉、皈朝两乡的一片山区。境内山高林密,层峦叠嶂,道路崎岖,地势险要,交通闭塞,俗有“抬头朝上是白天,弯腰看底是夜间,隔山讲话听得见,走拢对面要半天”之说。国民党政府长期鞭长莫及,是理想易守难攻的游击根据地;加之这里匪盗猖獗,群众饥寒交迫,渴望翻身解放。在这里创建革命根据地,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均已具备。

富州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秘密串联,打好基础;组建机构,打出红旗;开展斗争,发展壮大;田州改编,得而复失四个阶段。

一九三二年一月,右江独立师党委作出战略转移决定后,部分红军通过各种渠道,分期、分批进入富州,采取经营商品,赶马帮,搞缝纫、解木板、认同年、拜把兄弟、组建兄弟会、哥老会等方式进行秘密串联活动,这阶段历时两年半。

一九三四年七月,红军独立师副师长黄松坚率部上九弄,在争取梁振标、韦高振两股地方武装投靠红军成功后,为红军根据地的创建、发展铺平了道路。当即公开打出红旗,挂起牌子,先后组建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书记黄松坚,委员黄德胜、韦纪、赵敏。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庆金。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对,司令员梁振标;政委黄松坚。滇黔桂边区劳农会,主席黄松坚。继之,积极建立劳农会、组织赤卫队、培养干部、发展武装、镇压地霸、收编起义部队、进行皈朝整编、扩充军事力量等活动。先后组建赤卫队二十七支,二千六百多人;劳农会二十个;收编广南县牛滚塘王开洪、王咪章起义部队为独立大队,并准备夺取富州县城。这阶段历时约八个月。

一九五三年三月,根据斗争的需要,临时党委决定:根据地领导机构由谷留寨转移到那达村后,党委书记黄松坚赴上海向中央汇报,根据地工作由党委委员黄德胜负责。这时,由于黄松坚赴上海未回,何尚刚在右江下游未到,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接踵而来。临时党委决定,采取高度分散,四面出击战略,先后在皈朝、坝劳、八宝、砂斗、那耶、那能、剥隘、芭莱、者利、百弄、岩台、列村、那刀、富州县城等地打了不少漂亮的仗,弄得国民党区乡机构瘫痪,地方大小官吏呼救不迭。

一九三五年十月,在黄松坚赴沪未归的情况下,为加强根据地的领导,右江下游党委,又派何尚刚等十一位同志进富州,与黄德胜、赵敏、李家琪等配合,领导开辟新根据地的斗争。临时党委决定,红军指挥部由那达寨转移到者兰村的渭坡丛林。在何尚刚的主持下,于一九三六年夏在者兰德汀水寨,召开有百色、靖西、镇边(今广西那坡)、德保、西林、广南、麻栗坡、富州等地代表共四十多人参加的第二次党代会。会议选举产生边区新的临时党委会,整编边区部队,研究决定开辟革命新区,建立枪械修配厂。会后即派岑日新、罗英、梁学政、黄修南、何勋、何谦、唐古等到广南、麻栗坡、西林、隆林登地活动。争取隆林苗冲寨杨福运武装暴动成功,建立了那柳枪械修配厂。

一九三七年一月,广西工委派何云同志到了边区,在富州的者兰丛林内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

一九三七年四月,中共武汉办事处派张凡(张光夏)同志来到者兰丛林,传达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决定。后与国民党富州县长进行谈判,张凡坚持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原则立场,谈判陷入僵局,张凡同志惨遭富州反动政府杀害。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于叛徒黄桂南背着我方代表,私下以中共桂西特支的名义,与国民党百色团管区司令部谈判,达成接受国民党改编的投降协议,将战斗在中越边、滇桂边的红军游击队,分三批开赴田州,接受国民党改编,使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

 

疯狂的“围剿”与反围剿斗争

 

富州革命根据地,从她诞生之日起,国民党反动派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她的扼杀。从甘美第一枪,到龙况最后一战,无不是由于敌人的“围剿”而爆发的。可以说,富州根据地的历史,就是一部“围剿”与反“围剿”的历史。

“田州改编”后,拒绝改编的何尚刚、岑日新、谭统南、付少华等即转入中越边境进行隐蔽活动。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滇、桂两省国民党反动当局,先后派滇军十七团的邱秉常、尹国华两个营,广富守备军一个团,广富独立营,富州县常备队,桂军苏新民团,靖西守卫队和田蓬督办守卫队,西畴宋白蛟的守卫队,麻栗坡守卫第三大队等武装,对富州根据地和王开洪独立大队活动边区进行多次疯狂的“围剿”。先后发生了甘美战斗、恒村战斗、安广战斗、弄翁战斗、弄迫战斗、龙定战斗、百弄战斗、坝劳战斗、八宝战斗、那耶战斗、德罗战斗、着利战斗、列村战斗、岩台战斗、大石板战斗、谷沙战斗和那波战斗。根据地军民凭借有利地势,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大打麻雀战,给予来犯之敌迎头痛击。

国民党的多次“围剿”遭到痛击后,便把兽性发泄到根据地的民众上。他们每到一地都层层清洗,编联保甲,放哨设卡,四处盘查,严加封锁,血腥屠杀和小寨并大寨,疯狂地推行烧、杀、抢、掠、奸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敌人的多次“围剿”先后制造了牛滚塘惨案、陶家湾惨案、多曼惨案、洞楼惨案、平龙惨案、太平惨案、那能惨案和甘邦“深仇洞”等八大惨案,共屠杀根据地军民七百二十多人;一百多个村寨,两千多户人家被焚烧殆尽,牛马猪鸡、钱粮衣物被劫一空。那拉、南江、那达、安者、弄歪、那将、毛聋、坡梦、布河等九个村子,三百多户人家被强迫并为大寨,迁徙到那达的谷龙山麓。

黄桂南的可耻叛变,敌人的疯狂“围剿”,辛辛苦苦创建的富州革命根据地被葬送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兴高采烈。他们利用新闻媒体,大肆宣称:“富州残匪已肃清,盲从民众均就范“。富州县长甘汝棠遂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报请云南省国民党政府批准,将富州县改名为富宁县。

在挫折面前,根据地军民没有退却,没有悲伤。他们掩埋好战友和乡亲的尸体,揩干身上的血迹,又投入新的战斗。人们坚信,乌云必将驱散,阳光必将普照大地!

 

 

实行战略转移,再燃斗争火炬

 

拒绝赴田州改编的何尚刚、岑日新、付少华等十八位同志,从者兰转移到中越边的龙邦、安宁、葛吞一带活动。他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共广西工委西山会议关于“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与越南的胡志明、黎镜波等结拜兄弟,秘密帮助越南训练军队,培养人才;以经商为名进行秘密活动;以教书作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必胜的道理;利用一切机会,培养革命骨干。

一九四○年七月,何尚刚、付少华等从越南桂边回到九弄,得知梁振标已叛变,便与赤卫队梁宝山、梁凤书等以经商作为掩护,来往于龙邦、平巷、洞芭、魁圩、后龙山和广南县砂斗之间进行秘密活动。动员罗子德、卢有志打入国民党内部,担任上九弄和七村的保长。表面上“当国民党的官”,实际上“做共产党的事”,开展革命斗争。一九四二年二月,何尚刚又先后在皈朝的后龙山弄枫和七村弄帝村任教,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七村九弄又涌现出岑绍勋、赵南、黄仕开等大批革命积极分子。何尚刚还选派罗子德到越桂边参加谭统南在安宁举办的干训班学习;介绍梁学政参加谭统南组建的中越抗日大队。通过培训,这两位同志在解放富宁战斗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在何尚刚等开展秘密活动的同时,在中共广西工委为加强对富州根据地的领导,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九日,派邓心洋、兰业始、何荫民到富宁弄枫等协助何尚刚工作。于四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党组小组。邓心洋任组长。决定把斗阵方式由隐蔽活动转为公开武装斗争。梁学政率部攻打谷拉国民党乡政府。一九四六年二月,邓心洋调任广西镇边(今那坡县)平孟特支书记。何尚刚先后在龙奶、架街召开两次兄弟会。革命武装发展到一百四十多人枪。梁学政应富宁县县长梁振标的邀请,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上富宁任县常备中队长,直接掌握国民党县政府的军权,为解放富宁作好准备。

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为拓展云南省的革命斗争,做好迎接解放大军南下的准备。派吴祈番(吴志刚)、麦先培、孙嗣宗(孙直)、王树杨(王山原)四位同志来富宁开展工作。麦先培等抵达富宁后,在中共广开工委的领导下,凭借熟人关系,以教书为名,采取结交朋友,帮助谋求职业的方法开展活动。先后在富宁县城文华小学的教师和学生中宣传革命真理,灌输革命理想,发展民青盟员,并积极开展摸清敌情,接应边纵,策应孙太甲解放富宁的工作。不幸消息走漏,麦先培等四位同志被捕。孙太甲部队因故转移,未能实施解放富宁的计划。但麦先培等所做的工作,却团结教育了一大批青年教师、政府职员和青年学生,发展了黄雪亭等青年为民青盟员。这些同志在解放富宁、建设富宁中也发挥积极作用。

在麦先培等到富宁开展工作的同时,广西靖镇工委为使滇桂边区连成一片,粉碎敌人对靖镇边区的扫荡,于一九四九年二月,派靖镇第三区区队长李兴、武工队长郑季传和干部梁萌等进入七村的弄帝村与何尚刚联系,做争取县常备队起义工作。并在何尚刚的带领下,前往谷拉与梁学政联系。

李兴等到富宁后,针对县常备队的干部结构、思想倾向和县长梁振标的思想动态,积极宣传党的起义政策,讲明全国必定解放的形式,以稳定常备队的情绪。这时云南省工委指派到富宁工作的麦先培等也与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参与李兴等开展工作。经过说服,国民党富宁县县长梁振标统一改组民团总队,遣返部分团丁,撤销部分哨卡。决定由梁学政任民团总队副队长,李振兴任政训处主任,郑季传为参谋长。从此,李兴、郑季传和麦先培等由秘密活动转为公开工作。

李兴同志针对当前国民党富宁县政界分化为以何毓南、黄如山为代表的和谈派;以韦景惠、潘忆康为代表的中立派;以梁一栋、陈章达为代表的顽固派的矛盾,充分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威力,耐心做县长梁振标的工作,争取他早日率部起义。但由于国共和谈破裂,加上顽固派的恐吓,梁振标把县政府迁往者桑、剥隘,走向与人民为敌的死路。

针对这一突变,李兴请示靖工委同意,于一九四九年农历三月初三凌晨,假借下乡巡边为名,把县备队带到板仑乡木腊寨,与靖工委代表吕剑联系,并集中到九弄的者利,由靖工委军事部长廖华接收并宣布起义。经过整编,把起义部队拉到皈朝架街集中,开展发动群众,扩充队伍的活动。起义部队由原来的七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组编为一个游击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廖华任大队长,李兴任指导员。郑季传为参谋,梁学政任第一中队长,李兴任第二中队长,岑绍勋任第三支队长。接着廖华、李兴等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晚,将部队开进富宁县城附近的渭舍村,向守城之敌发出敦促投降书。麦先培等也连夜涉水过河,到渭舍村接应。守城的国民党部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惊恐万分,弃城仓皇逃窜。游击队不费一枪一弹,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解放了富宁县城。

 

三股力量配合,解放富宁全境

 

富宁县现行区划的二十多年革命斗争,除三十年代红七军在富州播下火种,创建革命根据地;四十年代靖镇工委派人重燃火炬,开展武装斗争之外,云南“边纵”,也功不可没。事实上富宁县全境的解放,正是在滇桂边、靖镇边和边纵三股力量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

早在三十年代,里达、睦伦、木央、田蓬一带就是苗族王开洪、王咪章领导的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独立大队“闹红区”,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一九四○年冬,中央云南地下党西(畴)麻(栗坡)支部,派党员邓小涛到田蓬组织进步社团“励进社”(后改名“民先队”),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税,发展革命武装,打击地主恶霸,惩治贪官污吏。

一九四七年十月,党中央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中共云南省工委为配合解放军的胜利进攻,牵制在云南的将系部队,一九四七年底在建水县召开会议,以“云南人民讨蒋自救”为旗帜,先在基础较好的滇东南建立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朱家壁、张子斋等遵照省工委的部署,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从境外回滇南,与当地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武装会合,逐步组成主力部队。他们奔袭师宗,围困邱北,攻克广南,主力部队迅速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在里达镇正式成立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朱家壁任司令员,何现龙任副司令,张子斋任政委,祈山任副政委。随即向西挺进并解放田蓬、然后进入越南河阳,与庄田领导的滇桂边部队会师整训。

一九四八年十月,为配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电示集结于越南河阳整训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与滇桂边部队合编。指定庄田、郑敦、朱家壁组成中共滇桂前委。任命庄田为前委书记,朱家壁为司令员,负责率领合编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回师滇南,巩固扩大根据地,牵制滇桂黔国民党军。十月下旬,自救军第一纵队进入国境,第二次解放田蓬、里达。成立田蓬特支和田蓬特别区民主政府筹备处和里达人民政府。在睦伦成立边纵护乡五团,谢森任政委、周剑华任副团长,温华任政治部主任。全团共五百多人,下设三个大队。从此,三股力量捏成一个拳头。继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和平解放富宁后,先后在那谢、者桑、砂斗、皈朝、那龙、剥隘、富宁和广南的骂然等地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

一九四九年五月,党中央决定将中共桂滇工委与中共云南省工委合并,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李明任书记,周楠、郑伯克任副书记,统一领导滇桂黔边区的斗争。把战斗在云南的游击部队主力及桂滇黔边区纵队,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同年六月,边委决定在里达成立中共富田工委,谢森任书记,王麟勋任副书记。七月,滇黔桂边区党委在砚山阿猛召开扩大会议,部署迎接野战军进军云南的各项工作,选举边区党委执行委员和后部委员。将部队编为十二个支队,两个独立团。任命廖华为第四支队司令员,饶华为政委。在广南八宝成立中共广(南)富(宁)田(蓬)联委,陆毅任书记,谢森任副书记,王麟勋、黄海、李石秀、杨宇屏为委员。后来又把富宁护乡五团和广南护乡七团合编为边纵四支队三十五团,杨宇屏任团长,陈国万任副团长,陆毅任政委,谢森任副政委。这就把广南、富宁、田蓬的工作统一起来,有效地加强了对敌斗争。联委在认真贯彻执行边区党委的决定中,不但积极开展整党建党、整军建军、主动出击、攻占敌军根据地、控制交通要道,而且还痛歼了猖狂窜犯富宁的赵香山、梁中介匪帮。于一九四九年农历九月初九,迎来了富宁县全境的彻底解放,掀起了“迎接野战军,解放滇桂黔”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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